在1967年，贺敏学在福建福州的一处拘留所中遭到关押。其妻李立英对丈夫的安危缺乏确实信息，因而深感不安，担心他的旧伤会复发。于是她连夜写信寻求帮助，但没有直接发送到北京，而是将信托付给了外甥女李敏，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妥善处理。李敏和舅舅贺敏学的家庭关系密切。她读完信后，立即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，并向毛主席说明了贺敏学的处境。毛主席听后并没有因家庭关系而提出担保，只是沉默片刻后说：“贺敏学，是个好同志。”这句话的分量非同寻常，显示出他对贺敏学革命经历及人品的肯定，同时也间接承认了当时的审查程序。随即，毛主席要求周恩来与福建方面尽快联系，周恩来也将意见传达给福州军区。李立英对此指示进行了记录。那晚，她带着女儿和女婿根据记录前往交涉。经过83天的关押，贺敏学最终回到了家中。他感慨地说：“要不是毛主席的关心和周总理的指示，我的生死就难以预料。”

此事件引起了北京的高度关注，除了贺敏学与毛主席是亲戚的缘故，更在于他在革命早期所做的不可替代的贡献，特别是在红军进入井冈山的过程中。他于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部队面临寻找根据地的问题。尽管井冈山地理险要，但当地已存在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力量，外部队伍想要进山，只有依靠武装是不够的，还需获得当地势力的信任。贺敏学从江西永新出身，早与袁文才等人建立了联系。他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主动在红军和当地武装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与沟通，这为毛主席同袁文才的会面铺平了道路。

有趣的是，贺敏学并非一开始便投身革命。出生于1904年，他在相对富裕的家庭中长大，少年时代爱好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对传统经学并不感兴趣。某次，地方流氓在他家里滋事，还羞辱了他的母亲，年轻的贺敏学拿起火剪奋起反抗，之后不得不连夜避难。这让他认识到，个人的勇气是有限的，若要改变被压迫的现状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。1925年，他就读于军官子弟学校，北伐前夕加入国民党，后来认识到反动势力与旧军阀并无本质区别，于1927年转向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永新地区发生武装暴动。贺敏学被捕后，设法与外部的袁文才、王佐联络。在越狱行动中，他组织狱内人员发起叛乱，成功逃出监狱，并与外界力量合作营救了一批被捕者，这被毛主席称为“武装暴动第一”。

在井冈山时期，贺敏学不仅是普通的旁观者，他通晓当地情况，了解袁文才和王佐的性格及处境，知道他们有反抗的意识，但缺乏系统的政治训练。毛主席因此让他参与争取和改造地方武装，正是因为看重了这层特殊关系。1954年，毛主席在北京会见贺敏学时，曾简明扼要地称赞他有三个“第一”：武装暴动第一、上井冈第一、渡长江第一。第三个“第一”则源于解放战争末期。在1949年4月20日晚，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，贺敏学在这一战役中任指挥员，率领部队较早渡过长江，行动获得了毛主席的赞誉，称其部队为全军渡江较早的部队之一。贺敏学一生经过七次负伤，经历了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他在长征期间坚守湘粤赣边区，抗战中参与新四军，解放战争期间参与了多场重大战役。他在1952年转为地方工作后没有参与1955年的军衔授予，被推测若一直在军队中，军衔自不会低，但这样的推测无法替代其实际的经历，贺敏学的历史地位也并非仅以军衔来衡量。

贺敏学与毛主席之间还存在一段未公开的亲情。贺子珍是他的妹妹，贺敏学因此成为毛主席的亲属；贺怡嫁给毛泽覃，进一步拉近了贺家与毛家的联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贺敏学参与寻找毛主席失散的子女。在毛金花的身份调查中，他积极奔走，最终顺利确认了她的身份，并在见面时感慨地说：“为了找到你，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，总想着有一天能找到。”他也曾努力寻找毛岸红，贺怡因寻找其时，在途中遭遇不幸身亡。这段经历使得贺敏学与毛主席之间不仅有革命的情谊，还有难以割舍的家庭联系。1988年，贺敏学因病去世，毛金花与家人前往福州致哀。有关部门曾考虑提高他的后期待遇，但是李立英表示，只接受应得之分，绝不攀附不属于自己的利益。贺敏学的一生，便在这些真实而深刻的细节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